标题: 修远基金会: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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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6 08:34 PM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修远基金会: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时逢改革开放四十年,思想界在不同方向上着手改革开放的研究工作。3月31日至4月1日,修远基金会与上海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共同主办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列研讨会之一——新型工业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 我们把“新型工业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列会议的首次会议,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或者说从1949年乃至辛亥革命、洋务运动以来,贯穿现代中国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工业化;而2018年春季,由美国开启的“贸易战”,其核心指向也是抑制中国产业的升级步伐。这充分说明,我们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建国近七十年的努力,不仅使得一个后发的大国、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古国完成了工业化的基本建设;并且,在某些关键领域,正以强势的赶超能力,触及到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
那么,我们自身应怎样叙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清晰定位建国后两个30年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怎样判断当前的国际体系以及新技术革命对工业化未来的影响?以及,中国如果要完成高端技术的持续突破,正在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这些前沿问题正是这次会议的核心关切所在。此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多为长期关注产业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相关学者及部分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主要包括曹锦清、曹远征、陈平、房宁、胡鞍钢、樊鹏、梁春晓、林炎志、路风、王绍光、汪晖、王湘穗等。在此,我们将诸位专家的发言加以吸收整理,编撰成报告,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国以自身工业化的持续发展推动的经济成长举世共睹。截至2017年,中国的GDP突破82万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维持在6%以上;截至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达到28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达到33.9%,超过美日德工业增加值之和;截至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品出口额持续增长,占同类产品世界贸易比值的26%。
        这些数据说明,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通过近70年工业化的艰苦努力,以前三十年的筚路蓝缕为基础,以改革开放的持续奋进为突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在一个充满风险、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世界体系中,完成了一个后发大国工业化的艰难使命。
        今天,在世界体系日益凸显动荡风险的背景下,在中国自身的工业发展也走到新阶段、面临新挑战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从应对内外双重挑战的要求出发,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充分认识全球化形态演化逻辑,充分认识“工业体系”自身成长的逻辑,持续推动产业中高端升级的历史性任务,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经验
        以工业化推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演化,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这一世界体系一经形成,对于所有的后来者而言,意味着一种严酷的逻辑:要么自身实现工业化,主动争取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相对较好的位置;要么放弃工业化的目标,将本国命运寄托于先进国家的工业体系之中,成为先发国家工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战之后,与民族国家独立浪潮相伴随,一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家已经指出,落后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工业化,要工业化就必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体系”指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应关系的多个工业部门组成的工业经济体。它至少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足够多的工业部门,以使部门之间的联系产生足够大的市场,即依靠广阔的工业分工支撑起更大的市场;第二,具有能够为消费品部门提供大部分生产设备的资本品部门,即需要具备产业链高端的装备制造业。但是,工业体系的建设,必须具有强有力的组织核心、持续的行动能力以及必要的历史与社会资源。大多数的后发国家都不具备这一能力。
        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把建设完备的工业体系确立为中国发展的基本战略。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但整体上观察,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工业化实践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建设,在不断试错、不断调整、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在工业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共同建设中,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工业化大国,并且正在向工业化强国稳步迈进。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建设
        在1945年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战略目标。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尖锐化。在这种国际格局下,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满足军事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快速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重工业体系。

        苏联模式的工业化在短期内效果显著。然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很快意识到这一组织系统过于集中的工业化带来的问题,并试图以群众路线的方式,对其加以改造:在实际布局上体现为摸索央地分权、启动“三线建设”、鼓励社队企业等等。因而,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虽然存在着类似于苏联式的弊端,也出现过因为经验不足的盲动,但已经体现出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国特色”。
        从总体上观察,在西方列强已经主导和垄断世界市场并将落后国家改造为原料场地和倾销市场的背景下,前三十年工业化建设的成就,使得新中国独立于外来政治、经济压力,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
1980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第一次对中国进行考察,1983年发表的考察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已建成了近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重点是制造资本设备。中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品种类多得多,对进口设备依赖程度低得多。几乎每一个重要工业部门都在全国的若干地区设置了重点工厂,并特别努力使制造业分布到落后地区和农村”。在工业化力量的支持下,中国还建立了基本覆盖全国的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同时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基本实现粮食自给。
“近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就是中国区别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只有具备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才能支撑起复杂的工业品生产能力,才能积累复杂的技术和生产经验,才能将众多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使得工业产业的升级具备内生性的动力。
        对于小国而言,只要具备某些工业行业、乃至某些工业环节,就有可能支撑起整体的国民经济;但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如果没有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不仅仅会在国家安全层面受到威胁(如国防工业的限制),也会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上受到行业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的巨大限制,甚至撕裂社会与国家。比如,许多发展中大国的采矿业、石油业的单项突进并不能改变其工业部门就业吸纳能力低下的事实。
        当然,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也有其阶段性特征。
197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进入瓶颈期——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大的市场、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资源支持。如果不能得以突破,工业体系的发展有可能陷入内卷化危机——消费不足、需求不足、投资低迷,陷入普遍萧条。历史上,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问题和世界大战与此相关,苏联也难以突破这一限制。这一阶段,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准确判明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使得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为工业格局的调整提供了空间。
        与此同时,自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美国、欧洲和日本进入所谓“后工业化”时代,由跨国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链条重组持续推进。在此种国际背景下,为了实现工业化体系的升级改造,中国一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外部引入技术和资本,改造原有的工业体系,提高生产效率——如“四三方案”;另一方面,则是自主调整产业结构,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扩大消费品产业所占比例,以增加收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80年代开启的市场化改革基本就是沿着这两个脉络推进。
        客观地说,尽管国家政策重心的调整使得中国的传统重工业企业、传统工业区域遭遇了沉重的压力,但总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在没有毁弃原有工业体系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个体系的市场化转型。因而,尽管我们在某些行业、某些区域也遭遇过失败,但工业体系的基本架构和基本能力得以保留并得到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依靠前三十年奠定的工业化基础和社会主义组织资源,依靠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探索,保持了发展的自主性。
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部分原有产业与外部产业相比丧失竞争力,工业升级再次遭遇困境,中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经济政策被迫转向收缩,强迫企业进行结构调整。这一过程是残酷而艰辛的,但坚持下来就是新的机遇。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工业体系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进入高速发展期。例如,中国钢铁工业规模世界第一,年产量超过8亿吨,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中国的水泥产量世界第一,2014年一年中国就生产了25亿吨水泥,超过其他国家总和;中国的煤电设备工业世界规模最大,水电、风电、光伏、核电的设备工业均为世界最大;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模世界第一, 2010年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总产值达到8.82万亿元,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石油钻采设备工业也是世界最大,2014年规模超过3100亿元。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到了今天,从“工业体系”成长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无论是在工业分工规模,还是在装备制造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就工业体系规模而言,历史上都是以工业化领先国家的工业部门结构为样板,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为此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联合国统计的工业门类中,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全部都具备,而且在新兴产业领域也在持续推进。就工业资本品部门的发展而言,中国也不断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实现突破,以高铁和大飞机为代表的一系列产品的推出标志着我们正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工业体系”的两个特征
        拥有一个“近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中国区别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仅从“比较优势”、“市场化改革”等角度是很难解释的——这些要素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常量”,但这些常量没有保证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中国经济成长的效果。如果不是在工业体系的基础上,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通过引进技术带动经济增长,中国很有可能被动地成为大宗资源或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者,产业长期徘徊在中低端。
        从“工业体系”的角度回顾近7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可以发现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计划和规划先行。
        这意味着国家的直接投资、大量投资是必不可少的。从建国初期的“一五”计划到现在的“十三五”计划,都与国家的直接投资、重大投资密切相关。从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建立工业体系的规划,到20世纪70年代引进欧洲、日本技术的“四三方案”;从80年代的“863”计划到90年代末的“985”工程;从21世纪初的2020科技中长期规划到今天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依靠宏观规划、长期规划、科学规划来引领工业体系发展的逻辑一直在延续。
        据统计,从1952年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投资累积达到接近40万亿元人民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建设和直接投资已超过400万亿元人民币。这一系列大型规划持续不断地在工业领域、科技领域发挥重大影响,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增强了中国的工业制造实力和科技军事实力。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坚持实事求是、多路径发展,并始终以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目标。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在人均收入极低的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一系列相对完整的工业结构与相对全面的工业部门。更进一步,这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还包括能够与工业生产相配套的知识生产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包括一个隶属于各个工业部门的设计院和研究院体系,还包括相对健全的大学体系,使其与全面的工业化建设过程相匹配。

1950年代的哈工大(图/哈工大官网)

        工业的研究体系在改革开放后被逐渐市场化了,但其积累起来的工程设计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被保留下来。正像社队企业、中小型地方国企成为后来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基础一般,大型国企和各类研究机构也成为改革开放后民营钢铁企业、化工企业等重工业部门的人才、设备和技术的来源。同理类推,只有具备自力更生、自主研发的经验积累,才能更好消化与吸收外来技术。
中国国企中目前发展较好的工业企业,都是坚持技术积累并且保持了技术积累的能力。如中国一重是中国最大的重型机械企业,它自主开发万吨水压机,参与开发九大设备;改革开放之后,它经过引进技术阶段,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压力容器、轧钢设备、核电设备制造企业;沈鼓集团,是著名的压缩机制造企业,1960年,它模仿苏联,自主开发出第一台压缩机,70年代后期,它引进了西方的压缩机技术,今天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型离心式压缩机制造企业,等等。
        反面例证则是如中国轿车工业,以组装外国品牌为主;中国个人电脑制造业工业,也在放弃技术研发后,成为组装工业;还有颇具争议的中国半导体工业,放弃70、80年代的技术积累和持续投入之后,与国外差距巨大,成为最大出超行业。
        理解上述特征,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工业体系的成长,绝不只是工业化的“自然”展开与逻辑推演。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工业体系建设一开始就具有塑造“独立主权”和“现代社会结构”的历史意义,工业化也是与政治社会建设相互纠缠的。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心-边缘”的支配结构面前,在生产技术代差带来的实力压制面前,中国只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社会建设来推动工业体系的建设与成长。
(三)与工业化相匹配的社会体系建设
        工业化,不仅仅是产业和科技的问题,也是人与社会的问题。工业体系,它孕育于一个社会体系之内,又会反过来改造和影响这一社会体系。建立工业体系,除了外部的技术支持之外,还需要持续的资金、资源和人力投入。
        由于无法像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从外部殖民与扩张活动中获得相应资金和资源,面对资本不足的客观事实,中国所能选择的,就是将在人民战争中历练出来的组织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以人力替代资本,以普遍压缩消费的高强度积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来实现工业化,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保障工业化积累成本的合理分担。
        与经济层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关,中国建立起了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组织形态:农民在人民公社,工人在工厂,学生在学校,干部在政府机关;机关设置从中央一直到居委会、村委会,再辅以少先队、青年团、妇联和农会等各种群众团体,中央政令得以到达最基层的每一个角落。这种今天被诟病为“举国体制”的组织制度,在当时可以说居功甚伟。正是此种组织形态所特有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有力的全社会渗透性,才让中国在最贫穷的经济条件下和最落后的社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动员和整合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基本民生方面,新中国建立了面向所有国民的基本医疗制度,以卫生室、卫生院为网络的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铺设,展开过多次大规模的卫生教育运动,消灭了农业社会常见的一些流行性疾病,大幅度改善了民众的健康指标;新中国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教育平等,教育普及和“教育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
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这套社会平等、民生保障与教育文化体系,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条件,还为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准备了相对高素质的劳动者,为“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口红利”奠定了基础。前三十年持续不断推动的劳动精神教育实践,如“铁人精神、大寨精神”等,深入到全国各地,影响了几代人,逐步建立起一个与工业化相匹配的社会心态和基本伦理形态,这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宝贵资源。
        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在一篇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中讲道:“1992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所反映的收入水平要比中国当时的人均GDP高6倍以上。”这说明,当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时候,它的劳动成本较低,但是技能与认识水平却较高。
        但是,前三十年的社会体系建设也存在着现实问题。一方面,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工业体系无法有效吸纳广大的农村人口,城乡差别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高强度积累模式带来的消费不足,社会激励机制不充分,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工业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而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变动的就是社会体系。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与城市改革,农村劳动力得到释放,非国有制经济成分逐渐发展壮大,为我国的市场化渐进改革提供了巨大增量,也带来了社会的巨大活力。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吸纳外资、发展外贸,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制造业基地,逐步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这一过程把2亿多农民从乡土带入了世界市场,改变了80年代的“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分布方式;这一过程也使得数千万国企员工失去体制保障,被抛入残酷的就业市场竞争之中,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然而,这一过程也改变了前三十年不时出现的工业体系无法有效消化就业的难题(一轮轮招工与回乡的反复、知青下乡问题);这一过程也奠定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使得中国工业体系在强大的外需推动下持续发展,推动中国进入世贸体系,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力量;这一过程也使得中国可以依靠吸纳外部的资金、资源和技术来逐步扩大自身的市场空间,使得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实现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如此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这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上。
        根据改革开放多年的经验与教训,国有企业具有进行长期战略投资和推动基础技术升级的能力,民营企业具有快速反馈市场需求和推进模仿式创新的特长,二者缺一不可,需要相互结合。
        比如围绕着乙烯产业就存在两条产业链:第一条产业链,是大型乙烯生产装置;第二条产业链,是以生产出来的乙烯为原料,再生产塑料管材等。在第一条产业链中,全部是国有企业;在第二条产业链中,全部是民营企业。这是因为,生产乙烯的第一条产业链需要几代人的技术积累,只有国企能坚持持续投资技术积累。而在以乙烯为原料进行生产的产业链上,对技术的积累要求没那么高,民营企业的运营就发挥了优势。
中国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可以把分工做到极致,抓住一个小产品,就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在今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其实是一个共生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多样性,承认这种多样性是中国工业的力量源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其相匹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双轨制”结构,既有“体制”的力量,又有“市场”的作用,二者有时相互配合,有时也会充满矛盾。面对这二者的复杂关联,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全面体制化和全面市场化的一元化逻辑加以应对,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其内在逻辑出发加以调整和平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继续发展面对的问题
        今天,中国发展所面对的国际局势正发生复杂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三个国家曾经在经济规模上接近美国——苏联、日本与中国。1973年苏联GDP总量达到当时美国的43%。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不惜通过和中国改善关系来围堵苏联。1995年,日本GDP总量达到美国的71%,美国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日本发展,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而2017年,中国GDP总量达到美国的63%,对中国而言,差不多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的基本背景。
        中国是保持定力克服难关,还是徘徊之后陷入困境,既取决于政治决心,也取决于准确判断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政治智慧。
(一)国际局势:多中心全球化背景下的博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部分产业体系融入了全球性的生产链条之中。在20世纪的全球生产体系中,中国等东亚、东南亚区域一度被视为是相对高效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区域和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而被接纳其中。但是,中国的部分产业体系至今仍被隔绝在世界生产链条之外——如“巴黎统筹委员会”迄今仍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军事工业加以严密限制。
        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在外向型制造业体系中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占领中低端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铺展开来;另一方面,依靠工业体系成长的爆发力和国家战略规划的能力在高端技术产业持续进行投入,不断获得突破。曾经相互偏移的两个部分——外向型制造业体系与高端技术产业,在内部需求升级趋势的影响下,逐步相向而行,相互配合、相互支援,逐渐形成合力,一个中国与外部、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构成的更大规模的跨国、跨区域工业体系正在显现。
        《中国制造2025》正是深刻把握这一趋势,积极引导中国产业的中高端升级。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劳动力与市场意义上的大国——而言,如果不完成产业的持续升级,不提供足够多的就业空间和就业渠道以吸纳受教育水平和收入预期水准大幅度提升的新一代劳动者,势必陷入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工业化无法升级导致的经济内卷化和社会动荡。

中国制造2025(资料图/东方IC)

面对中国在工业体系高端领域的持续突破,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工业先进地区都感受到日益深刻的压力,并开始着手限制中国在国际生产链条中的持续扩张。
        奥巴马政府推出的TPP计划、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最近发起的贸易战威胁,都是力图以美国在高端技术、知识产权、金融实力、市场影响力方面的强大实力引导乃至重塑跨国资本的产业链布局,力图将产业链条转移到各项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实现“制造业回归”。这一行动,也因为回应了发达国家普通民众阶层的现实焦虑而得到相当的政治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工业体系的成长,事实上正在触碰到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中的一个核心的、且非市场化的环节——尖端技术工业。尖端技术工业往往越出了纯粹的市场领域,与国家主权有着深刻勾连。
        以美国为例,尽管其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去工业化进程,但在军事、能源、信息等核心产业领域,一直保留着强大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美国长期以联邦政府资助的形式,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激励作用的领域如投资周期过长、投资巨大的行业,持续推动创新和先进技术突破,从二战时期直到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系列基础性技术如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核能技术等,一系列高端技术公司如通用电气、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都与联邦政府资助这一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因此,高端技术、高端产业,不仅仅是跨国企业支配全球生产链条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维系“中心—边缘”结构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8年的中美冲突,正是工业体系与国家主权在全球化格局下交织与冲突的一个体现。
        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及其背后高端技术产业封锁带来的压力,我们既不能丧失信心,也不能盲目对抗,而是需要立足于国际形势的演变做出准确判断与及时应对。
        首先,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组,其突出标志之一就是中国崛起以及新兴多元经济中心的形成。这一格局改变,导致传统军事中心和新兴经济中心的分离。这在以往世界格局改变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与此同时,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以核大国相互摧毁能力为基础的威慑体系依然存续,大国之间靠领土占领而获得资源支配权的传统战争获利机制不再可能。

图片来源见左下水印

        在这样的格局中,可能出现的情形:一是军事中心国家仍然会以武力方式干预新兴经济中心的发展。这种战争形态,既可能是现实中的战争威慑,也可能是以低烈度的关键地域战争,打破新兴经济中心国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稳定局面;二是军事中心国家以更复杂的政策、金融和技术手段,与工业体系、金融体系、市场体系交织而发挥影响力,阻碍新兴经济中心产业升级的能力。
        其次,全球经济驱动力从一个中心转向多个中心的趋势正在显现,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裂缝和空间正在变大,使得中国与美国等国的产业和技术竞争具有相对广阔的开展空间,不至于在短期内极端化。1992年末,欧共体国家宣布成立欧盟,要进行经济、货币与政治上的统一,多年以来,欧洲一体化尽管遭遇了重重挑战,但依然持续演进。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也在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生产网络。与此同时,以印度、巴西、印尼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正逐步实现工业化。未来几十年,这些国家的人口、市场与工业化的结合,可能会逐步取代传统西方国家在经济体排名上的位置。这也是世界经济格局数百年未有之变化。
进一步看,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对美国及其产业体系的依赖实际上会逐渐减弱。对于中国而言,能否在深度参与全球化,如“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通过推动经济合作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推动贸易和生产的升级和扩大,实现跨国产业配置和区域一体化,将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的演化升级能否迈向更高阶段。
(二)新技术和复杂社会结构对工业体系发展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互联网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正在深刻地与工业体系发生融合,也在全球范围内深刻影响各国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一批以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企业正在创造着众多被称为新经济的业态。然而,对于新经济在工业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认识,不能过于盲目地“喜新厌旧”。
        新产业、创新,都需要工业体系的支持。无论技术来源是何种性质,新产业的起点都是新产品。而新产品概念的灵感往往是源于克服已有产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瓶颈。开发新产品时,创新者必须寻求能够帮助实现其创新方案的合作供应商(材料、设备和零组件),而这些供应商必须是已经存在的。一旦创新产品的市场成功引起需求的增长,供应商不仅会扩大供应规模,而且会迅速沿着新工业的方向进行专业化。专业化则导致进一步的分工和创新,于是新产品及其新的产业链就与市场需求共同成长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进步是融合,而不是简单替代。比如2018年中国可燃冰开采技术的突破,正是建立在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国有着世界最大的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工业,有着世界最大的石油钻采设备工业,有着世界最大的无缝钢管(油井管)工业,等等的基础上。而在互联网领域,正是因为中国有着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最大移动互联体系、最大智能终端制造产业、最大互联网用户群体,中国企业才能在互联网时代加速发展。创新,是和已有产业基础紧密联系的。

可燃冰开采现场(图/中国新闻网)

        今天的互联网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的技术群落的突破,如虚拟技术、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数字货币、物联网等。这些新技术与旧产业的融合将如何改变工业体系尚待观察。
        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欧美等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正像华为总裁任正非所指出的:“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无人区创新是“没有别人的成功先例”,既不知道技术细节,也不知道能否形成技术或产品,甚至也不知道是否有市场前景,长期看不到利润,势必要求更为持久的投资结构和规划体系支持。
        另外,在工业体系建设的同时,还需要关注社会体系的重新调整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工业体系得以进一步发展,但是也带来了新的结构性困境。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一项主要活力来源,就是流动性——不仅有物质和资源的流动性,也有人的流动性。现在,面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正逐步减少的趋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但要促进社会流动性,仍然要扣住推动工业体系持续发展的主线索,不能仅仅依靠短期提高社会福利。只有工业体系持续发展,才能释放出规模更大、技术要求更高的岗位,才能真正塑造出强有力的社会中间层,并促使个体的技术、知识有更广泛的市场和社会需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面临的理论挑战
        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辉煌成绩,使得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在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百年目标。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发现,一方面,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面对我们在“实然”层面上取得的成绩,整个社会仍然有太多的茫然与焦虑。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体制保障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最根本的一组关系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关系。这其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说有各自的主体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二元矛盾,也可以说资本和劳动以及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之间的矛盾客观存在。
        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这是个名实变动的时代。关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等核心概念,正在遭遇现实的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改革,从来不曾放弃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相对平稳展开并取得成功,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之中,原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已经发生偏移,名实脱节。“名”不那么符“实”了,“实”也找不到相应的“名”了。
        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还相当粗糙。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俱进,解决名实不符的难题。
        比如“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等等,其指涉的外延已经出现了复杂的变化,如马克思语境中的工人阶级,产生自大工厂集中生产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集体性、组织性也与此相关。时至今日,在智能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脱离于传统的生产流水线之外,劳动形式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如何定义工人阶级以及如何理解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就成了新的基础性课题。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社会主义”也是如此,百年来,社会主义逐步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不仅仅是因为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也因为其高度契合中国人的心理诉求和伦理结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义中的一些规定性内容——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等,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松动。与此相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突破这些规定性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同时,却依然保存了相对公平的发展模式。这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主义和价值追求,不仅体现在社会伦理上,它同时对于中国工业体系与经济增长也有着约束性的实质性内容。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解释。
        一直以来,中国的努力,实际上是在开辟一条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认为,西方式资本主义工业化是现代化之路的唯一可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宏大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用以指导所有非西方国家。而中国的实践,却是探索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可能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一个国家内部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以及对一种比资本主义更美好的社会形态的追求,并且把很多社会主义要素嵌入到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却长期得不到知识系统的支持,在理论上也缺乏系统建设。
        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是学习西方的四十年。在学习西方现代科技与工业经验完成工业体系成长的过程中,知识界基本搬用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导致西方的思想方法(所谓普世价值)占据意识形态高端。
        另一方面,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来都是在不断开拓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也必定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相对于500年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说,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与发展空间都不够充分。因此,只要我们在发展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与原则,我们的挫折与成功都将构成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通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在过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未来,中国的实践也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今日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断成功的同时,有着一个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历史性任务。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践,提出中国问题,创造中国方法,并使之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接壤,将这种理论纳入到中国的现实与历史脉络之中。
        (鸣谢:本报告的形成,建基于上海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以及修远基金会三方共同主办的“新型工业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我们的报告撰写,参考了与会专家路风、胡鞍钢、曹远征、曹锦清、汪晖、潘世伟、王湘穗等的精彩发言,在此一并致谢。部分专家的会议论文,我们将安排在《文化纵横》杂志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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